特约撰稿黄章晋发自广州

在火炬抵达广州这天，我很希望有人这样问我：

问：你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城市是哪里？

答：广州。

问：为什么？

答：伟大的包容力。

问：证据？

答：城中村。

如果有人这么问，我一定如此回答，可惜，我一直等了三年，却始终没人问我。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今天广州本地的报纸已在大张旗鼓在为城中村辩护，一个叫北风的广州大胡子告诉我，羊城晚报甚至连续发了5篇报道论述城中村的正面意义。

城中村对广州这样的都市来说，可以用裤裆来形容，它不但损坏其改革开放前沿的光辉形象，而且一直被认为是藏污纳垢之所，城中村是城市公共设施遗忘的角落，是治安的盲点，广州案发率最高的地段。

不过，广州地方政府一直未能拆掉“城中村”，部分是因为周围居民的反对，部分是利益的纠结，——似乎广州从来不曾像北京上海那样在市政上拥有某种“断然”的能力，虽然它可能并不情愿如此，我还是想说，在中国，一个不能随随便便就拆掉城中村的地方政府，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称颂的地方政府。广州对城中村这样有碍观瞻的裤裆的包容，过去是无意和无奈，而这个城市今天开始对其大声地正面评价，我想，无论如何，这种包容，开始是一种有意识的作为。城中村必然会消失，但广州今天的声音，要我相信，城中村在广州的消失，一定会是一种文明而进步的方式。

我并不主张为包容而包容，我以为，城中村虽然有碍观瞻，虽然藏污纳垢，但于广州市民，它首先是一项福利。2005年，我曾为某杂志写过一篇文章《穷人区是一个城市的福利》，部分观点兹录如下：

……在讨论外来人口，尤其是该不该对“低素质外来人口”设置门槛时，并非只有“实现公正，哪怕天塌下来”这一种角度的道理可讲。想象一下，如果这类义正词严的文章是志在试图说服那些对外地人心存歧见的北京市民，显然是把市民当作政治家，希望其以政治理想而不是现实切身利益来判断一项公共决策的是非。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环境下，说动市民，就该是以市民的切身利益角度出发，而不是抽象的价值理念。

所以，从本地利益考虑而不是空洞道理的张惟英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张惟英把“低素质人口”与市民利益的关系道理给讲反了。如果张惟英在开讲之前，先到广州深圳去考察一番，比如去捏一次脚，她的观点可能就会完全相反。因为在广州深圳，捏一次脚的花费，大约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请个钟点工到家里搞卫生，北京也比广州深圳贵很多，而且很不方便。原因是，广州、深圳对“低素质人口”的限制性门槛很低，使得与劳动力成本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都很便宜，这样一来，同样的收入，在广州深圳的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北京。从这个角度讲道理，“实现公正”，只会对大家都有好处，而无“天塌下来”的“哪怕”之忧。

当然，广州、深圳对“低素质人口”的门槛比北京低，也许不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结果。譬如，深圳、广州都有很要市政府头痛的“城中村”规划管理难的问题，北京、上海就不存在。而“城中村”房租低，恰是“低素质人口”得以在大城市立足生存的基础。如果广州深圳政府能“断然”铲平所有“城中村”，像北京上海一样完全消灭了穷人区，恐怕这两个城市的服务业成本会立即大幅上升，向北京上海看齐。再一个，也许就是广州深圳无法像北京那样投入巨大成本把各种小摊贩彻底从马路上赶尽杀绝，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市民不必像北京市民那样，半夜为了找顿吃的得打出租车横穿半个城市，而是走下楼就可以随意选择各种小吃。正是因为有切身的现实利益体会，所以，在广州深圳，对“城中村”的意见，正好大部分市民和主张拆除的政府意见相反，根本不需要有人在报纸上激动地讲究大道理。……

现在想来，我这篇文章当时真应该打印一份送给一位叫温铁军的学者，这个为中国农民操碎了心的三农问题专家，长年累月地用农民大规模进城会造成可怕的贫民窟来吓唬中国市民。我知道，很多城里人多少受了这种无耻而愚昧观点的蛊惑，当然，这与我们长期被灌输的一些观念有关，在典型中国人思维里，乱糟糟的贫民区不但藏污纳垢，而且往小里说，是损害城市形象，往大里说，是损害国家形象，最好要那些讨厌的农民不在我们视野里出现，从“全局”着眼，当然该不许城中村一类的贫民区存在，进而，当然不许农民随意大规模地脱离土地。

>> 1 2 下一页